子墨子言曰：“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。是其故何也？”子墨子言曰：“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，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。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；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。故大人之务，将在於众贤而已。”
曰：“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？”子墨子言曰：“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将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，将可得而众也。况又有贤良之士，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者乎！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，亦必且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後国之良士，亦将可得而众也。”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，言曰：“不义不富，不义不贵，不义不亲，不义不近。”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，皆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，富贵也，今上举义不辟贫贱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亲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:“始我所恃者亲也，今上举义不辟疏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近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近也，今上举义不辟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远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我始以远为无恃，今上举义不辟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逮至远鄙郊外之臣、门庭庶子、国中之众、四鄙之萌人闻之，皆竞为义。是其故何也？曰：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；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术也。譬之富者，有高墙深宫，墙立既，谨上为凿一门。有盗人入，阖其自入而求之，盗其无自出。是其故何也？则上得要也。
故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。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曰：“爵位不高，则民弗敬；蓄禄不厚，则民不信；政令不断，则民不畏。”举三者授之贤者，非为贤赐也，欲其事之成。故当是时，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劳殿赏，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。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举公义，辟私怨，此若言之谓也。
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，授之政，天下平。禹举益于阴方之中，授之政，九州成。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，授之政，其谋得。文王举闳夭、泰颠于罝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故当是时，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，莫不敬惧而施；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莫不竞劝而尚意。故士者，所以为辅相承嗣也。故得士则谋不困，体不劳，名立而功成，美章而恶不生，则由得士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得意贤士不可不举；不得意，贤士不可不举。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，将不可以不尚贤。夫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”
译文：
现在的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都希望国家富足，人民众多，刑法和政治安定。然而国家不得富足而得贫穷，人民不得增加而得减少，刑法和政治不得安定而得混乱，那么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得到他们所憎恶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墨子说：这是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不能尊敬贤者、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。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（就会）增大；贤能之士减少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（就会）降低。因此，当权者（致力的）事情，将在於使贤能增多而已。
有人问：那么，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墨子说：假如要想要增加这个国家擅长射箭、驾车的人，一定要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。这样以后，国家的射箭、驾车能手将会得并增加了。何况贤能的人，敦厚於德行，擅长於言辞，精通於学术呢？这本来就是国家的财富、朝廷的辅佐呀！也务必将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，这样了以后，国家的贤能之士将可以得到并增多了。所以古时圣王治理国政，说道：“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有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尊贵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亲密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接近。”因此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它，都返回（指朝廷以外）商量说：“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，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，那我不可不为义。”君主的亲属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戚关系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非亲属关系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与君主亲近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近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离君主和国都远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我先前把离君主远看成是没有依靠，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及至边邑郊外僻地方的臣僚，在宫廷中担任值宿、守卫等事务的贵族子弟（庶子：未正式授职的贵族弟子），国都中的一般人，四方边地的郊野之民听到了，都争先做合於“义”的事。这是什麼原因呢？墨子说“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，只有一种东西；臣下借以奉事君上的，只有一种途径。拿它跟富人作譬喻，有高墙、深邃的房屋，墙已经立好了，谨慎地在墙上开凿一道门户。有强盗进入，关闭他所由进入的地方再寻找盗窃者，强盗没有逃出的通道。”这是什麼缘故呢？就是因为君王抓住了关键（指“义”）。
所以古代圣王为政，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，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、市集的人，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。给他高高的官爵，给他厚重的俸禄，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，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。墨子或：“爵位不高，百姓就不尊敬他；积蓄和俸禄不丰厚，百姓就不信任他；行使政令不果断，百姓就不畏惧他。”提出这三件（爵位、蓄禄、政令）来授予贤者，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，而是想要事业成功。所以在这时，以德行来安排职位，按官职从事於职事，按功劳（的大小）决定赏赐（的多少），衡量功劳（的大小）而分配俸禄。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，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；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，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於下位。提拔正直无私、行为合“义”的人，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，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。
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（地名）的北边，把政权交给他，天下安定。禹选用益在阴方（地名）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九州平定。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谋略成功。文王推举闳天、泰颠於从事渔猎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们，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，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；即使是从事农业、手工业、市集（店铺）的人，没有不争著勉力去崇尚道德的（意：疑为“德”字的讹误）。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（承嗣：副官，助手）。所以得到士，谋略就不会受挫，身体不必劳苦。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，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，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，就是由於得到了士的缘故。因此墨子说：“如愿以偿（这裏指治国顺利）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；治国不顺利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。往上想师法前人，奉行尧舜禹汤之道，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。尚贤的人，是政治的根本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