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天下之安；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；能救天下之祸者，则获天下之福；故泽及于民，则贤人归之；泽及昆虫，则圣人归之。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；圣人所归，则六合同。求贤以德，致圣以道。贤去，则国微；圣去，则国乖。微者危之阶，乖者亡之征。贤人之政，降人以体；圣人之政，降人以心。体降可以图始，心降可以保终。降体以礼，降心以乐。所谓乐者，非金石丝竹也；谓人乐其家，谓人乐其族，谓人乐其业，谓人乐其都邑，谓人乐其政令，谓人乐其道德。如此，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，使不失其和。故有德之君，以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乐乐身。乐人者，久而长；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
释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释远谋近者，佚而有终。佚政多忠臣，劳政多怨民。故曰，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能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累世受患；造作过制，虽成必败。舍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顺；逆者乱之招，顺者治之要。
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五者一体也。道者人之所蹈，德者人之所得，仁者人之所亲，义者人之所宜，礼者人之所体；不可无一焉。故夙兴夜寐，礼之制也；讨贼报仇，义之决也；恻隐之心，仁之发也；得己得人，德之路也；使人均平，不失其所，道之化也。
出君下臣，名曰命；施于竹帛，名曰令；奉而行之，名曰政。夫命失，则令不行；令不行，则政不正；政不正，则道不通；道不通，则邪臣胜；邪臣胜，则主威伤。
千里迎贤，其路远；致不肖，其路近。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，故能全功尚人，而下尽力。废一善，则众善衰。赏一恶，则众恶归。善者得其祐，恶者受其诛，则国安而众善至。众疑，无定国；众惑，无治民。疑定惑还，国乃可安。一令逆，则百令失；一恶施，则百恶结。故善施于顺民，恶加于凶民，则令行而无怨。使怨治怨，是谓逆天；使仇治仇，其祸不救。治民使平，致平以清，则民得其所，而天下宁。犯上者尊，贪鄙者富，虽有圣王，不能致其治。犯上者诛，贪鄙者拘，则化行而众恶消。
清白之士，不可以爵禄得；节义之士，不可以威刑胁。故明君求贤，必观其所以而致焉。致清白之士，修其礼；致节义之士，修其道。而后士可致，而名可保。夫圣人君子，明盛衰之源，通成败之端，审治乱之机，知去就之节。虽穷，不处亡国之位；虽贫，不食乱邦之禄。潜名抱道者，时至而动，则极人臣之位；德合于己，则建殊绝之功。故其道高，而名扬于后世。
圣王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夫以义诛不义，若决江河而溉爝火，临不测而挤欲堕，其克必矣。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，重伤人物也。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，若鱼之在水；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。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。
豪杰秉职，国威乃弱；杀生在豪杰，国势乃竭；豪杰低首，国乃可久。杀生在君，国乃可安；四民用灵，国乃无储；四民用足，国乃安乐。贤臣内，则邪臣外；邪臣内，则贤臣毙。内外失宜，祸乱传世。大臣疑主，众奸集聚；臣当君尊，上下乃昏，君当臣处，上下失序。伤贤者，殃及三世；蔽贤者，身受其害；嫉贤者，其名不全。进贤者，福流子孙，故君子急于进贤，而美名彰焉。利一害百，民去城郭；利一害万，国乃思散。去一利百，人乃慕泽；去一利万，政乃不乱。
注释：
①昆虫：虫类的统称，这里可理解为世间万物。
②六合：天地四方曰六合。
③造作过剩：造作，指建造宫室园囿之类。过剩：超过标准。
④爝火：火把。
⑤豪杰：汉代使用这个词有时带有贬义。
⑥疑：通“拟”，比拟。
译文：
能够拯救天下倾危的，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；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，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快乐；能够解救国家灾祸的，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幸福。所以，恩泽遍及于百姓，贤人就会归附他；恩泽遍及于万物，圣人就会归附他。贤人归附的，国家就能强盛；圣人归附的，天下就能统一。使贤人归附要用“德”，使圣人归附要用“道”。贤人离去，国家就要衰弱了；圣人离去，国家就要混乱了。衰弱是通向危险的阶梯，混乱是即将灭亡的征兆。贤人执政，能使人从行动上服从；圣人执政，能使人从内心里顺从。从行动上服从，便可以开始创业了；从内心里顺从，才可以善始善终。使人从行动上服从靠的是礼教，使人从内心里顺从靠的是乐教。所谓的乐教，并非指金、石、丝、竹，而是使人们喜爱自己的家庭，喜爱自己的宗族，喜爱自己的职业，喜爱自己的城邑，喜爱国家的政令，喜爱社会的伦理道德。这样治理民众，然后再制作音乐来陶冶人们的情操，使社会不失和谐。所以有道德的君主，是用音乐来使天下快乐；没有道德的君主，是用音乐来使自己快乐。使天下快乐的，国家便会长治久安；使自己快乐的，不久便会亡国。
不修内政而向外扩张的，劳而无功；不事扩张而修明内政的，逸而有成。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，民众渴望报答君主，国家就会出现许多忠义之臣；实行劳民伤财的政策，民众心中抱怨君主，国家就会出现许多怨恨之民。所以说，热衷于扩张领土的，内政必然荒废；尽力于扩充德行的，国家就会强盛。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。国家就会平安；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，国家就会残破。统治残酷暴虐，世世代代都要受害。事情超过了限度，即使一时成功，最终也难免失败。不正己而正人者其势拂逆，先正己而后正人才顺乎常理。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，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。
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五者是一个整体。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，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，仁是人们所亲近的，义是人们所应做的，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。这五条缺一不可。所以，起居有节，是礼的约束；讨贼报仇，是义的决断；怜悯之心，是仁的发端；修己安人，是德的途径；使人均平，各得其所，是道的教化。
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“命”，书写在竹帛上叫“令”，执行命令叫“政”。“命”有失误，“令”就不能推行。“令”不推行，“政”便出现偏差。“政”有偏差，治国之“道”便不能通畅。“道”不通畅，奸邪之臣便会得势。奸邪之臣得势，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损害。
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，路途十分遥远；招引不肖之徒，路途却十分近便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，不远千里寻求贤人。因此，能够保全功业，尊崇贤人，臣下也能尽心竭力。弃置一个贤人，众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；奖赏一个恶人，众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。贤人得到保护，恶人受到惩罚，就会国家安定，群贤毕至。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，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；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，社会就不会得到治理。疑虑消失，困惑解除，国家才会安宁。一项政令违背民意，其他政令也就无法推行；一项恶政得到实施，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。所以，对顺民要实施仁政，对刁民要严加惩治，这样，政令就会畅通无阻，人无怨言了。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怨气的民众，叫做违背天道；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治理怀有仇恨的民众，灾祸将无法挽救。治理民众要依靠贫富均平，贫富均平要依靠政治清明。这样，民众便会各得其所，天下也就安宁了。犯上的人反而更加高贵，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，虽然有圣明的君王，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。犯上的受到惩处，贪鄙的受到拘禁，这样教化才能得到推行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。
品德高尚的人，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；讲究节操的人，是无法用威刑屈服的。所以圣明的君主征求贤人，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罗致。罗致品德高尚的人，要讲究礼节；罗致崇尚节操的人，要依靠道义。这样，贤士便可以聘到，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。圣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，通晓成败的端倪，洞悉治乱的关键，懂得去就的时节。虽然穷困，也不会贪图将亡之国的高位：虽然贫苦，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。隐姓埋名、胸怀经邦治国之道的人，时机到来后一旦行动，便可以位极人臣。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，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勋，所以，他的道术高明，美名流芳千古。
圣明的君主进行战争，并不是出于喜好，而是用来诛灭残暴，讨伐叛乱。用正义讨伐不义，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，就好像在无底的深渊旁边去推下一个摇摇欲坠的人一样，其胜利是必然的。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，是不愿造成过多的人员和物质损耗。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，天道是厌恶战争的。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争，才是顺乎天道的。人和天道的关系，就像鱼与水一样。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，失去水肯定要死亡。所以，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，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。
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，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伤害。生杀大权操于其手，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。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，国家才能长久。生杀之权操于国君，国家才能安定。百姓穷困，国家就没有储备。百姓富足，国家才会安乐。重用贤臣，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。重用奸臣，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了。亲疏不当，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。大臣自比君主，众奸就会乘机聚集。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，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。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，上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。伤害贤人的，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。埋没贤人的，自身就会遭到报应。妒忌贤人的，名誉就不会保全。举荐贤人的，子孙后代都会受惠于他的善行。所以君子总是热心于推荐贤人，因而美名显扬。对一个人有好处，对一百个人有害处，民众就会离开城邑。对一个人有好处，对一万个人有害处，全国就会人心离散。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，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泽。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，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。